要知道"密谈怎么被记录"，我们要先了解一个职位：起居郎。
早在三千年前，中国就设立了专门的记事官员，这些人不负责写小说或奏章，而是每天跟随国君左右，一人记录他的言论，一人记载他的行为，这就是“起居郎”。这项工作不接受君主对内容的干预，也不允许其删改重写，这是制度明确规定记载必须保持独立，否则当权者便能随意篡改历史。
公元前548年，齐国大夫崔杼杀害了国君，太史伯如实写下"崔杼弑其君"，结果被砍头，接着太史仲写下同样的话，也被处死，太史叔再写，仍然丧命，轮到太史季时，崔杼的手开始发抖，他意识到杀一个没有用，后面还有人等着接替书写，更让人吃惊的是，太史季刚走出门，就遇见南史氏带着空白竹简从外地赶来，这位史官听说太史家几乎被杀光，已经准备好接替工作继续记录。
那时候写字很不方便，竹简要先削平再刻字，一卷竹简重得能压垮半头驴，所以“学富五车”其实也就几万字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史官宁死也不肯改动一个字，他们不是想出名，而是明白一个道理：如果没人记录真相，当权的人就能把昨天的事情说成另一回事。
帝国的账本比想象的丰富先秦的史官靠的是骨气，到了秦汉靠的就是制度了。
二零零二年，湖南一个县城有口废井被挖开，倒出三万多片秦简，这些竹简只是县里平常记的流水账，上面写着谁家有几个男丁，谁上个月逃走，逃了几天才被抓回来，连“短期逃亡”也分等级登记清楚，这是秦朝基层管理日常运转的样子，每道命令、每次人口清查、每份批复全都存下来，一笔都不漏。
很多人以为秦始皇烧光了所有书，其实他烧的是六国史书和儒家典籍，自家的档案库一点没动，萧何打进咸阳后，第一件事不是抢金银，是直奔档案室把律令、户籍、财政、驿传、刑狱这些木牍全搬走，后来刘邦打项羽，屡败屡起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这些材料让他能快速算出哪乡还能征兵、哪条路运粮最稳，项羽烧宫，烧的是房子，萧何搬档，搬的是政权的底子。
汉朝继续沿用这套系统，还做了改进，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总共五十万字，他查阅了丞相府里的律令条文、御史台保存的诏书文件、地方呈报上来的判决文书，再加上萧何当初从秦朝带出来的档案材料，以前《春秋》只有一万多字，记载的事情零零散散，到了汉代以后，历史记录开始记人物事迹，记制度安排，记各种数据，就像拼图一样一层一层堆叠起来。
纸让笔飞了起来秦汉之后让这一切真正"飞"起来，靠的是造纸术。
公元105年，蔡伦改进了造纸的方法，用树皮和破布这些便宜的材料做出纸来，以前人们写字主要靠竹简，但竹简太重，用丝帛又太贵，普通人根本用不起，纸刚出现的时候，也没有立刻取代竹简，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里，大家还是一边用竹简一边用纸，直到南朝后期，竹简才彻底没人用了。
纸的价钱便宜了，动手写字的人也就多起来，唐朝时有了雕版印刷，书的价格立刻降下来，宋朝毕昇发明活字印刷，印书变得更方便，普通读书人都能买上几本，陆游去重庆做官，路上走了六个月，写下四万多字日记，记的是江水有多急，百姓怎么背水，女人头发梳成什么样，这些事朝廷记录从来不会写，因为有人随手记下来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。
记录的人多了，皇帝心里反而发慌，李世民嘴上说开明，可玄武门事变后总担心别人写他的坏话，多次要求查看起居注，强迫史官删掉那些不顺耳的内容，到了宋朝，皇帝每天审阅起居注成了定例，本该监督皇权的史官，反而要看皇帝的脸色动笔，写东西越来越谨慎，真话渐渐被过滤掉了。
康熙在十七世纪末直接停掉了起居注，说是因为担心泄露秘密，这个从汉朝传下来的制度股票配资行业讨论，没经历战争也没改革，就悄悄消失了，纸让普通人可以写字，印刷让文字能够传播，但权力一直在后面盯着，该删掉的就删掉，该压制的就压制，陆游记录个发型没什么事，乾隆一上台就大规模烧毁野史，北宋的史官还敢提到太宗夺位的事情，清朝干脆不让记录了，技术放开了手，制度却收紧了口子，历史的真相常常卡在这两股力量中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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